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贸易大国，而且已经连续数年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业，外贸发展目标相应日益“高大上”，无须继续为了宏观效益而牺牲微观市场主体效益。

近两年中国外贸在全球贸易体系中份额和地位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持续上升。进一步在更大背景上考察，尽管中国不能无视“被赶超”的风险，但中国的开放经济竞争新优势，包括长期性优势和短期性优势，也在日益成形。我国的长期性优势源于中国人力资源优势[-0.83%]、产业配套体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效率、宏观经济稳定性，以及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给“中国制造”带来的额外品牌形象优势;短期性优势则源于数年之间的经济社会变动。

在此基础上，中国外经贸发展的目标和动能都在经历提升。首先，中国开放经济发展初期的目标大多比较初级：参与国际分工体系，以求获得更广阔的销售市场;引进竞争机制;突破外汇瓶颈约束，以便引进先进技术装备;为传统农业部门数以亿计剩余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规模和速度理所当然成为我们追求的第一目标。为此，我国不惜付出财务上的代价以获取稀缺的外汇，为了宏观效益而不惜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微观市场主体效益。

对国际市场目标从“参与”转向“引领”，包括影响全球贸易规则制定、布局全球价值链、配置利用全球资源、收获更高层面的制度红利，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过去靠低成本加工、大进大出的模式已难以为继，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质量效率，从“大进大出”转向“优进优出”，从规模速度主导转向质量效益主导，从服务于GDP向服务于GNP转变，真正实现从贸易大国升级为贸易强国。

与此同时，中国外经贸发展的动能也在经历深刻转变。湖南某工程机械领军企业高峰时年出口额10亿美元，现在账面出口额仅3、4亿美元;但账面出口规模和速度暂时下行换来的是经营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上行，原因是并购了德国、意大利、荷兰等同行企业，掌握了先进技术、研发团队和营销网络，又在印度、巴西、土耳其等投资建厂，国内生产出口变成了全球生产出口。这类案例并不少见，所谓“不经风雨，难见彩虹”，不少外贸企业都在努力转型，聚焦优质客户、优质市场，摒弃低价竞争、开展服务与品质竞争，贸易额账面数据减少背后是中国外贸凤凰涅槃，从量变到质变。从这个角度看，近年世界经济贸易形势复杂多变，给我国外贸带来严峻挑战，也带来了倒逼转型的机遇。

不仅如此，依托开放经济竞争新优势，在新常态下，在产业发展、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联动的进程中，我们已经可以步入全面实施依托国内市场提升国际市场地位策略的阶段了。这样一个策略将对我国产业提升竞争力、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发展产生重大作用。

创新引领未来。在上述开放经济竞争新优势和新策略的基础上，中国该如何作为才能开发外贸新常态下的发展潜力?就总体而言，无疑是要靠创新。2015年，中国外贸创新试点试验全面铺开;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再度提出“促进外贸创新发展”。相信今年会成为外贸领域创新、转型、改革的“快进年”、“突破年”和“丰收年”。

首要的创新当属管理体制创新，其任务是简政放权，不断改进公共服务效率，为我们的产业和外贸发展创造良好环境。2015年外贸额虽然暂时萎缩，政府创新涉外管理体制机制、营造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实施重大对外战略的步伐却在不断加快，从引入事中事后监管、推行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试点、推进双边自贸区建设到全面启动“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国内自贸区建设更是一场富有勇气的自我革命。从长远来看，在中国对外投资大潮涌起之际，改进公共服务效率，改善国内商业环境，也可确保我国避免如同当年对外投资大国英国陷入国内产业空心化泥潭。

其次是外贸商品创新。在货物贸易领域，这意味着持之以恒推进技术创新，实现产业和外贸商品结构不断升级。为此，我们需要持之以恒的创新投入。2006年，我国研发投入已经排名世界第六，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2008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初步统计达4570亿元，是1991年的32倍，年均增长22.6%;按全国人口计算的人均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为344元，是1991年的28倍;2008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与GDP之比为1.52%，比1991年增加0.87个百分点。2010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达到7062.6亿元，占GDP比重达到1.76%。2014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达到1.34万亿元，比2013年增加1553.4亿元，占GDP比重达到2.1%，比2013年提高0.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企业已经牢固确立了作为头号创新主体的地位，企业研发支出占全社会研发支出比重在2014年达到了76%，研发人员总量占全国研发人员总量的77%。今天，中国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某些基础性重大突破拥有巨大的产业化潜力，如量子通信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不仅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意义，而且可能为我国已经跻身世界第一方阵的电信设备产业确立不可动摇的优势地位，开辟产业发展新天地。

同样不可忽视的外贸商品创新是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融合。衡量中国外贸不仅要看货物贸易这个“单项冠军”，还要看服务贸易这个“季军”。现在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最大的是服务贸易，2015年中国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总额为4.6万亿美元，美国是4.99万亿美元，两者相差约3000亿美元。而货物贸易中的服务环节更是企业间的决胜之道。世贸组织报告显示，按附加值计算，服务在货物贸易中的比重已接近50%。随着我国逐步成为资本品和大型设备的主要出口方，未来国内企业和个人将越来越多地奔赴海外，从事研发、设计、咨询、管理、维修、营销等多元化服务，“产品+服务”的出口将成为企业首选，也将为90后、00后择业、就业、发展事业提供更多机会。

第三是持之以恒推进贸易方式的转型升级。其内容一方面是继续推进从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的发展和加工贸易本身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是技术工具的升级。

我们的很多外向型企业要做的不是一窝蜂盲目赶时髦上马“新兴产业”，而是要多下功夫用信息技术等新技术改造、提升既有产业，特别是轻工消费品生产出口企业。如果说生产、内部管理两个方面的信息化对于所有产业的重要性都相去不远的话，那么，对于轻工消费品产业而言，销售环节的信息化重要性尤为突出。因为在资本密集度较高的产业，买卖两方的产业集中度都相对较高，甚至已经达到了寡头竞争的程度，即使没有高水平的现代信息技术，买卖双方也能相对较快对接。轻工消费品产业则不然，其买方往往是亿万个人消费者，由于生产的资本门槛较低，生产者的产业集中度也相对低得多。在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都高度分散的条件下，买卖双方对接的难度比资本密集的寡头竞争行业高得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销售环节的信息化，买方可以突破空间限制在更大的范围内选择商品，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部分中间环节，为自己争取更合意的价格;生产者则可以突破空间限制在更大范围内直接与消费者对接，摆脱部分中间环节，并进一步通过对信息化积累的大数据开展分析，更加精准地规划生产与产品投放。

在中国的工业大省中，广东、浙江的工业结构相对较“轻”，相应的，对于珠三角、浙江的高水平工业化而言，销售环节的信息化重要性显然高于辽宁、内蒙古乃至江苏之类工业结构更“重”的地方。在浙江这样一个省份，诞生阿里巴巴这样一家起家于流通环节信息化的成功企业，实非偶然;而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企业在流通销售环节信息化的成功，又反过来促进了浙江高水平工业化的可持续发展。这样的案例，可以给其他类似地区以启示。

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上述技术工具创新与创业相融合的重大经济、社会意义。近年来，在众多外贸综合服务、跨境电商和国际贸易市场采购等平台上，数以百万计的小微企业和自然人通过做进出口贸易，赚到了创业的第一桶金。义乌市现有市场采购供应商户近30万家，提供约200万种出口商品;而阿里巴巴国际站、敦煌网、聚美优品等跨境电商平台上订单小到几个美元，大到几万美元，外贸准入门槛由此显著降低，贸易便利化水平显著提升。这种商业模式创新与大众创业有机结合，既为中国外贸增添了无穷活力，而且具有重大社会意义。通过商业模式创新降低创业门槛，通过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为有志者依托中国优势到后发新兴市场经济体开辟创业发展天地。

从长远来看，我们需要努力巩固增强实体经济部门对人才的吸引力。从全社会来看，我国制造业和外贸最大最深远的挑战在于社会对制造业热情下降，实体经济部门在吸引人才方面出现颓势。在2014年的3·15晚会上，尼康相机质量问题成为被揭出的最引人瞩目问题之一，而出现这种问题，正是日本制造业在国内和国际经济体系中整体地位下降的表现，是日本“新新人类”素质远远低于老派日本人的表现。日本的教训，值得我们汲取深思。

在全球经济增长减速的背景下，我们不能指望外贸还能维持前十年那样动辄两位数、甚至百分之二三十的增速，对绝对增速的期望值可以适度放松，但我们可以自信仍能继续保持高于主要竞争对手的相对增速，从而推动我国在整个国际经济、贸易体系中继续提升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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