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前的长三角劳动力市场，如果有人问起为什么会出现用工荒，一般性的解释将会是，市场上的工人数量已满足不了处于经济上行周期工厂扩张的需要，那么，如果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2012年下半年呢？

　　与外界普遍预测的2012年将会出现较大面积裁员和失业相反，《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去年年底走访多家企业发现，很多企业感觉招工比往年还困难。“招工人越来越难了，我们6月涨薪27%，但还是留不住人。”昆山一家大型台资电子企业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说。

　　另据本报记者同时期在中国中部地区调查，2004年开始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出现的用工荒，不仅在经济下行的2012年存在于东部，同时，它也已传导至中部。

　　经济低迷而导致的企业收缩时期，却出现了更大面积的用工荒，中国劳动力市场怎么了？至少，这意味着，传统的劳动力供需关系已无法进一步解释时下的“用工荒”难题，在此背后的真相又何在？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调查显示，相比于以往出于供需，或者新生代农民工的解释，它更与中国经济结构深层次的扭曲，以及多年来数量型的扩张，并未形成真正竞争力有关。

　　长三角招工难

　　来自山东泰安的小孙此前在苏州一家日资光学镜片公司做封装工人，几个月前，他所在的生产线整体被裁撤，去年12月底，本报记者陪同小孙在苏州工业园区人力资源中心，逛了逛招聘会现场，不到3天，小孙就找到了新工作。

　　小孙成了韩国三星在中国的半导体工厂生产线上的一名工人，新签订的合同显示，他的月收入3000元出头，这期间，小孙并不焦虑，而是从容挑选，“因为工作机会多的是。”小孙说。

　　“除了涨薪，我们还采取了很多措施改善工人的居住和生活条件，但还是留不住，90后的小孩子们都不愿意吃苦，外面的工作机会又太多，所以我们的离职率一直在10%以上，有时达到20%。我们在重庆的工厂，此前都是靠政府一批批送学生来暂时补充一些人手。人力还是供不应求啊。”上述昆山台资企业高管说。

　　招工难，并不止他们一家，在长三角地区，这是不少企业共同的感受。

　　“招工是一年比一年难，我都头疼死了，都怪媒体忽悠，到处说用工荒，把工人的心理预期搞得太高。”苏州一家电信器材上市公司高管向本报记者抱怨道。

　　而纺织行业巨头吴江盛虹集团一位管理层人士也告诉本报记者，感觉目前招工比较难，工人流动性太大，很容易辞职，这样一来熟练工也比较少。

　　不独发达的苏南地区，欠发达的苏北地区人手也不充裕。

　　2012年9月，淮安政府部门组织当地多批高校学生进入淮安富士康工厂“实习”以补充劳动力缺口，一时成为新闻热点，本报记者在淮安富士康工厂现场看到，工厂门前招工场面火爆，工厂围墙上的横幅满天飞。

　　“急缺10000人，报名火速进行”、“富士康不收任何费用，欢迎广大求职者前来报名”等等一系列来自富士康人力资源部的标语横幅，挂满了富士康一堵围墙。附近一村庄的一位妇女告诉本报记者，村里被摊派了招工任务，全村要为富士康招到30名工人。

　　中部用工“饥渴”

　　中西部省份人手也一样紧张。去年，曾经仅在沿海发达地区才有的“用工荒”现象，在中西部地区开始蔓延，众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在用工上纷纷叫“渴”。

　　本报记者去年12月底在湖北省调查发现，尽管从全省层面来看，湖北省去年上半年的就业形势总体趋稳：新增就业40.3万人，比上年同期增长14.0%。但该省部分地级市随着招商引资力度的不断加大，工业经济快速发展，“用工荒”现象也随之而来并日趋严峻。

　　黄冈既是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的主体，又是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综改试验区和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该市各类企业生产经营的快速扩展，用工需求急剧增加，工业园区部分企业出现了“招工难”现象。

　　黄冈市劳动就业管理局最新调查报告显示，2012年以来，该局在该市各工业园区用工需求量较大的纺织服装、餐饮服务、机械制造、建材、电子信息、粮油加工、生物医药、金属加工、能源石化及汽车配件等十大行业中，平均缺工率达21%，其程度较上年略有上升。

　　而上述调查，一共调查企业335家（纺织服装52家、餐饮服务62家、机械制造30家、建材29家、电子信息19家、粮油加工27家、生物医药21家、金属加工28家、能源石化15家、汽车配件14家、其他行业38家）。

　　调查显示，上述企业生产经营需要总人数为11.6万人，目前现有员工总人数为9.2万人，缺工人数为2.4万人，劳动力供求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

　　其中，挡车工、保钳工、细纱工、粗纱工、裁床工、车位工、印花工和服务业等“七工一业”企业用工供求缺口较多。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缺口较大，由于大部分企业招聘年龄一般在18~40岁之间，而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要么超龄要么缺乏技能，不能适应企业生产经营需要。

　　湖北当阳也在为“用工荒”发愁。

　　据当地劳动就业管理局调查统计，当阳全市共有劳动力196068人，其中16～45周岁劳动力132952人，占总数的67.7%。目前，全市富余劳动力69013人，已转移就业64344人，尚未实现转移就业4669人。

　　与此同时，当阳市237家规模企业中，共有93家不同程度地存在缺工现象，目前空岗4930个，主要以普通技工为主，集中在陶瓷、服装、纺织、化工等劳动密集型企业。

　　宿迁市副市长、苏州宿迁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顾玉坤观察到，劳动力相对于资本，已经占据了博弈中的主导优势。

　　顾玉坤说，以前是劳动力跟着资本走，当时资本聚集在东南沿海，所以有“孔雀东南飞”，劳动力大量迁徙；现在，则是资本追逐劳动力密集地区落户。例如，台湾可成电子在苏州的厂区，工人流动率高达30%，人力资源成本巨大，在宿迁设立新工厂后，宿迁人当地就业，流动率降低到6%左右，流动率降低，熟练工随之增加，良品率也提升了。

　　本报记者了解到，现在很多大型企业在咨询招商引资环境时，都会要求当地政府协助解决招工难题。

　　人口红利减少背后

　　很多学者认为，从中长期来看，劳动力总供给可能正在迎来拐点，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湖北当阳的统计显示，劳动力资源在持续减少。据统计，2006年，当阳市城乡新生劳动力3214人，2011年为1356人，减少了1858人；2011年底全市未转移就业富余劳动力5682人，与2006年底的10928人相比，减少了5246人。

　　2006年公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指出，15岁~64岁总劳动力要在2016年才达到高峰。但是2011年人口普查显示，总劳动力在2012年达到顶峰后将开始负增长。

　　“根据人口预测，我认为2013年是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其实，根据最新的人口数据，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个转折点目前已经到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此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瑞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汪涛基于联合国人口署的数据预计，中国全部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在2015年左右见顶。这也是说，虽然业内在衡量人口红利的具体时间窗口上存在一定的分歧，但对于目前人口红利正在消失持相同态度。

　　然而，来自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孟昕最新的调查却显示，事实并非这么简单。

　　据孟昕此前接受《中国实时报》的专访，在过去五年，孟昕对中国九省15座城市5000户向城市迁移的农村家庭进行了调查，尽管2008年～2012年期间﹐工薪阶层每年的月工资和小时工资增幅分别为12%和14%，但2011至2012年期间﹐实际小时工资增幅只有3.7%。

　　如果不包括那些具有更多经验和更高技能水平的工人﹐其他人的工资在2012年只增长了1.7%﹐远低于2011年的23%。

　　孟昕表示，这可能显示﹐许多城市的地方政府正利用最低工资标准的设定来干预当地产业结构的调整。近年来﹐更加发达地区的城市一直在谈论提升当地经济在产业链上位置的重要性﹐并试图缩小当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规模。

　　“当经济状况良好时﹐政府干预可能会更加有效。当经济状况不好时﹐市场力量将起主导作用﹐地方政府认真执行劳动法的可能性会降低。这或许是2012年工资增幅出现下降的原因。”孟昕说。

　　此外，孟昕的调查显示，2010年只有约25%的农村户口劳动力到城市打工﹐而且他们在城市居留的时间也相对比较短﹐约为7~9年。当农民工想要结婚生子时﹐当他们失业、生病时﹐或者当他们需要照顾上学的孩子或父母时﹐他们除了返回家乡别无选择。

　　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李晓春对本报记者表示，沿海地区的用工紧张，主要是由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吸纳了很多劳动力在本地就业。此外，近郊一些农民由于城市化、拆迁补偿获益而退出劳动市场，也降低了劳动力的供应量。

　　劳动经济学教授陆铭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则认为，“用工荒”只是一种表象，因为数亿人口还在农村没有变成产业工人，其背后根本问题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扭曲。

　　陆铭认为，民工荒是农民工工资上涨的要求跟企业支付能力的不匹配而产生的。工资上涨没有生活成本上涨快，导致劳动者实际所得并未快速增长，劳动供应下降，出现用工荒。这种不匹配终极根源在于行政之手的干预。

　　一方面，在房价的带动下，农民工的生活成本不断上涨，另一方面，劳动者自身素质提高却不明显，相应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却停滞不前。前者要求更高的工资才能维持生活，后者却使得企业无法支付更高的工资。

　　在市场经济中，通常工资的上涨是劳动者素质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自然结果，但在中国，却是劳动者的实际生产率基本不变、工资被生活成本推动上涨。近年来农民工工资上涨，主要由生活成本——主要是房租——的上涨所推动。

　　从企业方面看，劳动者自身素质提高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却是缓慢、停滞的。当经济危机到来，外需下滑，企业立即陷入困境，支付工人工资的能力下降，但农民工的生活成本并没有下降，因此企业的支付能力与农民工的最低要求之间出现了断档，于是企业招不到人——“用工荒”出现了。

　　进一步推究其根源：为什么农民工的生活成本大幅上涨？为什么企业没有能力支付更高的工资？在陆铭看来，这都是行政干预要素分配所导致的扭曲。

　　陆铭认为，土地、资金这两大经济核心要素，都因为行政干预出现了扭曲。

　　土地方面，2004年开始，建设用地指标管控更加严格，新增指标倾向于内地省份。沿海各省土地供应紧张，进而导致地价快速上升。地价的上涨带动房价的上涨。同时，利率的低估也会鼓励住房贷款，加剧房价的上涨。住房支出是最为重要的生活成本，房价上升势必带动工资上涨。房价上涨、房租上涨，从而刚性抬高了农民工在城市中生活的成本。也就为今天的民工荒埋下了伏笔。

　　资金方面，由于对利率的人为压低、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各种补贴和鼓励，使得企业在工人和机器之间做选择的时候，更愿意多买机器。这种资本密集化的结果，看上去劳动生产率在提升，但其实工人自身的素质并没有多大变化。在经济上则体现为产品升级换代缓慢、低创新、产能过剩。

　　陆铭说，统计数据显示近些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在提升，但这是缘于投资强度增大，不是劳动者素质提升。

　　陆铭认为，用工荒现象的背后，是中国经济结构的深层次扭曲。而中国经济近些年来的数量型扩张，并不能形成真正的竞争力。如果不能提高劳动力的素质，进而带动经济质量爬升，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必将被成本上涨所吞噬。

　　也是因此，陆铭建议，应打破户籍制度藩篱、加大公共财政对教育和培训的支出、缩减城乡教育差距，提升劳动力的素质，这也是经济升级的根本所在。

　　农民工去哪里了？与孟昕调查类似，陆铭此前的研究显示，由于农民收入的连续提高和惠农政策频出，很多农民工选择呆在了家乡。

来源： 中国纺织经济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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